今年初同所一位律师与我一起辩护的李某某抢劫杀人一案，近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的刑罚。被告人李某在宣判时未表示上诉，在法定的上诉期内也没有提起上诉，检察机关在法定的时间内也未提起抗诉，本案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一、杀人抢劫案情清楚，被告人年龄问题是关键。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案件呢？按照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的指控：2011年4月21日22时左右，被告人李某某携带一把水果刀窜至被害人肖某某租住的广州市番禺区某镇出租屋内准备实施盗窃，因被害人肖某某在家中，被告人李某某持刀向被害人肖某某索要钱财，被害人大喊“救命”，被告人李某某即持刀在被害人身上捅刺数刀，致被害人死亡。李某某在逃离作案现场时被群众当场抓获，缴获作案用的水果刀一把。
   我的同事和我在审判阶段接受委托后，到广州中院查阅了本案案卷，看到本案相关的证据是较为扎实的，且为当场抓获，相关的现场勘查笔录、鉴定结论、抓获经过、物证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相互印证，应该说这是一个铁案。认定李某某抢劫杀人的事实是证据确实充分的，这样的案件该怎样辩护呢？是继续做三段式求饶式的辩护“对事实和罪名没有意见，被告人系偶犯、初犯、无犯罪前科、如实供述作案事实，建议从轻予以处罚”吗？这样的不痛不痒的辩护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抢劫杀人的案件，依据刑法263条的规定，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量刑幅度内量刑。而本案并无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最多也只是一个如实供述作案事实，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可以从轻情节。但是这个仅仅是可以，法院完全可以决定在本案中根据具体案情不予从轻也是合法的。于是我们决定在会见了被告人李某某后再行决定辩护方案。

在会见被告人核实其年龄时，被告人李某某表示自己的实际出生日期是一九九三年的四月初十，而不是起诉书中认定的1993年4月10日，如果是四月初十，那么查阅日历可以知道，其出生日期应该是1993年5月30日，而其作案的时间是2011年4月21日，则作案时没有满18岁，依法不能判决死刑或死缓。对于这样一个事关案件判决结果的问题，我们二个辩护人不敢小视，出了看守所即联系其家人，其家人表示李某某的出生日期确实是一九九三年的四月初十，并不是户口簿上记载的1993年4月10日，因为在当地农村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农历的时间来登记户籍。然后应我们辩护人的要求，被告人的家属提供了当地村委会的证明、族谱、喜帖等物证、接生员的笔录。开庭的时候我们向法庭提供了这些证据，并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核实。在开庭后，广州中院的法官去了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予以了调查核实，核实的情况与被告人家属提供的证据是相印证的。法院就此进行了第二次开庭，核实了被告人的身份情况。确定其出生日期为1993年5月30日，实施犯罪时未满18岁。
   二、律师力促和解达成协议，从轻判决彰显宽严相济。

在一审期间，辩护人考虑到被告人的行为致使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发生，依法应当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力促被告人李某某的父母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实际赔偿了被害人损失80000元。法院一审依法认定了这一事实，明确认定可以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那么由于被告人李某某具备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还具备可以从轻和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辩护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而本案还存在以上法定和和酌定从轻情节,故提出本案的量刑应在10-15年有期徒刑范围内量刑的量刑意见，获得了法院的采纳。最后就有了本案开头的判决结果。

本案是一个较为简单的刑事案件，但是经过律师的认真辩护，法院的准确认定且通过协调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被告人被予以了从轻判决。当然这个赔偿数学是远远不能弥补被害人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毕竟使被害人家属得到了一定的赔偿。

这样类似的案件在我的执业生涯中已经办理过几件,有的是一审就认定了,有的是一审法院嫌麻烦不愿意到被告人户籍所在地去核实而不予认定,被告人上诉高院后被发回改判的,从法律上看并不是一个很疑难的问题,但是获得这样的证据的并得到法院的认可还是需要一定气力的。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更困扰着辩护人，这样小的还未成年的孩子，怎么会在突然之间就会对人举刀痛下杀手且毫不留情，难道就没有考虑杀人后的后果吗？当然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也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这是在处于转型时间的中国发生的一件普通的抢劫杀人案，但是折射出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的教育应当在培养合格社会公民的方面是不是应该加大力度，着力健全孩子的人格和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呢？让这样的悲剧发生的越少越好！愿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安定和和谐！